国家发改委日前印发了《“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部门分工》，明确提出我国将推动区域性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顺利过渡，并于今年启动运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业界预计，这料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TS）。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的《中国碳市场研究报告2017》称，中国碳市场将覆盖4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超过欧洲碳市场的两倍。

目前，全球最大的碳市场是欧盟市场。早在2005年1月1日，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U ETS）正式启动，碳排放权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可交易商品。就欧盟碳市场的经验和教训，以及中欧两大市场的合作机会，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欧盟驻华代表团环境参赞白薇琪（Vicky Pollard）。

应避免干预碳市场价格

《21世纪》：中国将于今年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你对此有何评价？

白薇琪：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现在走的这条道路是非常正确的，这是一个勇敢和重大的举动。中国将建立起一个新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而这本身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在头几年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质疑，甚至批评的声音。对于中国政府而言，这会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尤其是在初期的时候。

《21世纪》：欧盟早在2005年就启动了碳市场，目前已经进入第三期（2013-2020）。从欧盟12年的碳市场历史来看，有哪些经验和教训？

白薇琪：首先，碳定价十分重要，而ETS（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是实现它的一个很好的手段。为碳排放设定一个上限可以保证其“确定性”，同时，通过交易可以使企业的排放具有“灵活性”。这意味着，你可以灵活地选择现在减排，或晚一些时候减排，也可以通过向其他企业购买或出售额度，来符合法律要求——每家公司必须在每年年底提交在排放许可量限制内的排放量。

发放给所有企业排放权的总量将会被限制在一定额度内，企业对排放权额度的需求越大，排放权的价格就会相应上涨，从而鼓励人们在减排上加大投入。

在欧洲，我们发现企业在减排的同时，可以变得更高效和强大，甚至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在减排初期，企业也显现出了比预期更快的减排速度，原因就在于碳排放权交易中产生的价格。它不仅仅是一个环保措施，更关乎一个企业的财务，企业会积极思考通过怎样的方式可以获利，通过怎样的手段能够降低成本。

在第一阶段，欧洲的监管机构未能掌握所有设备准确的排放数据。在起步时，可以先将排放限额设定在一定水平。事实上，一年之后，当所有工厂、设备提交了第一套完整的排放数据，我们发现总的排放量比预期要低得多。

《21世纪》：基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的经验，你对中国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有何建议？

白薇琪：中国的ETS绝不会照搬欧盟的ETS，这将会是为中国而设计的ETS。但有两条经验可以参考，适用于所有的ETS。

首先，必须要有一个总量控制，这个限额非常重要，必须被所有参与的公司和市场清晰地理解。在欧盟我们设定了一个绝对值，并且逐年减小，到2020年时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达20亿公吨。

这个限额越是明确和严格，市场主体就能更容易去安排自己的商业策略，从而通过市场活动确定一个合理的碳价格。

另一个重要的经验是，ETS是一个基于市场的体系。在碳排放交易体系下，由监管机构设定允许的排放总量或发放排放权的总量。市场通过买卖交易来决定碳排放权的价格，即排放一公吨二氧化碳的成本。

如果对价格进行干预的话，我们会很容易失去市场带来的信息，也就是实现排放目标或限额的成本，而这恰恰是帮助我们分析能否达到减排目标的关键信息。

另一方面，如果存在干预，它可能会增加原本可以节约的成本，通过干预把价格压低，也会阻碍ETS达到减排的目标。如果通过人为干预市场来设定一个价格区间，有时候不能准确地反映出实际的价格，反过来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压力，并且不能达到排放标准。

中欧碳排放体系在初期料将很不同

《21世纪》：中国和欧盟作为全球少有的两个最大的碳市场，未来将在哪些方面展开合作？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中欧衔接的市场？

白薇琪：其实中国和欧盟在碳市场领域已经有了积极的合作。欧盟现在有全球最大的碳排放交易体系，而中国正在建设中的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未来极有可能取代欧盟体系跃居全球第一，中国和欧盟两大交易体系未来将有可能覆盖全球碳排放总量的80%。欧盟和中国就此方面交换意见和经验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可以在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中相互学习，逐渐完善交易体系，并且以更快更有效的方式共同解决环境问题。

在碳排放交易或碳税体系下，国际碳定价将会随着巴黎协定以及各国减少碳排放国家行动方案的实施继续走高。中国和欧盟这两个国际主要的碳排放地区应该在碳排放交易体系方面加强合作。

当前，短期和中期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尽快实施减排国家行动方案。从经验来看，我们都是边做边学。

从长期来看，未来中欧可能会找到进一步合作的方式，使两大交易体系的联系更紧密，由此使全球碳市场从整体上增加体量并释放更多的红利。就短期来看，我们离这样的愿景还有一段距离，预计中欧碳排放体系在初期会呈现截然不同的特征。

《21世纪》：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欧盟碳市场的价格下跌很快，导致市场不活跃。中国如何避免这种情况？

白薇琪：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欧盟的碳减排是根据确定的碳排放总量控制来实现，这是对经济最有利的做法。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碳市场供给和需求不平衡只意味着履约成本的下降，对环境并没有负面的影响。不过，这也意味着长期的碳价格会被扭曲。

我们将通过“市场稳定储备”机制来减少市场供需的不平衡，应对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价格浮动，这个计划将在2019年开始实施。如何在不干扰市场自主性的情况下解决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同时获得有效成果，是未来中国和欧盟对话的重要议题之一，也将为中欧的合作增添动力。

《21世纪》：中国在启动全国碳市场之后，还有必要考虑碳税这一政策工具吗？

白薇琪：在很多欧洲国家，碳税是和碳排放交易是同时使用的政策手段，用来覆盖没有纳入碳交易的行业或由于排放量过小而没有被纳入碳交易体系的工业设施。拓宽碳定价至全经济领域将有助于更全面有效的减排。